成吉思汗实际上有许多子嗣,但在这些儿子中,排名前四的最为著名,也是蒙古帝国权力核心的关键人物。他们分别是长子术赤、次子察合台、三子窝阔台和四子拖雷。这四个儿子不仅备受成吉思汗宠爱,也是他汗位的主要继承人。然而,尽管这四人都是成吉思汗与正妻孛儿帖所生,却并非亲密无间,反而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。正是在汗位继承的问题上,成吉思汗的政治智慧面临了严峻的考验。
1219年,当成吉思汗准备西征时,孛儿帖心中充满忧虑,她对成吉思汗说道:“大汗此次远征,路途遥远,前路充满变数,若发生意外,怎么办?”这话的含义十分明显——一旦有变故,必须提前交代好后事。于是,成吉思汗在出征前召集了他的四个儿子,准备与他们讨论和确认下一任大汗的继承人。在这场会议中,成吉思汗让儿子们按年龄顺序依次发言,显示他没有偏袒任何一人。长子术赤准备先发言时,老二察合台却先发难,恶意质疑道:“父亲真打算传位给术赤吗?他是蔑儿乞部的野种,怎么能辱没我们的国家?我绝不承认他是大汗!”这番话一出,术赤怒不可遏,立刻与察合台爆发激烈冲突。在成吉思汗的严厉喝止下,两人才暂时停手。会议因此无法继续,大家各自散去,矛盾愈演愈烈。
展开剩余78%术赤之所以愤怒,是因为察合台揭开了他内心深处的痛处——一个他终其一生都未能释怀的疑问。在蒙古历史上,有一个长期未解的谜团:术赤究竟是不是成吉思汗亲生的儿子,是否为“外来子”?简言之,在成吉思汗创业之初,势力微弱,难以保护家人,术赤的母亲孛儿帖曾被蔑儿乞部掳走。虽然后来成吉思汗打败了蔑儿乞部,救回了她,但那时术赤的母亲已经怀孕了。此事便变得复杂难解。虽然孛儿帖坚称术赤是成吉思汗的亲子,但从时间推算,这孩子很可能是在被俘期间受孕。也有可能是在被俘前就已怀孕。若是现代,做个DNA检测就能一清二楚,但在那个时代,只有“滴血认亲”的传统,根本无法判断。最终,成吉思汗还是认可了术赤的身份,并给予他悉心照顾。
然而,成吉思汗内心深处始终存有怀疑,这从他给术赤起名“术赤”即可见一斑——这词的意思是“不速之客”或“客人”,显露出成吉思汗对他血统的隐隐疑虑。这种疑虑并非无的放矢。黎东方教授在《细说元朝》中提到,蒙古当时的风俗是“将所有能抓住的妇女和孩童都控制起来,甚至用在门内为奴”,成吉思汗自己也曾如此行事,根本不可能相信蔑儿乞部人对孛儿帖毫无所图。正因如此,成吉思汗对术赤的身份始终心存芥蒂。
父亲的疑虑在兄弟间也产生了连锁反应,察合台对术赤的敌意尤为明显,两人经常不合。老三窝阔台虽然表面上对术赤不露声色,但暗地里也有敌意。看到老大术赤和老二察合台为争位大打出手,成吉思汗既伤心又无奈。最终,他意识到:若长子术赤即位,察合台必遭厄运;反之,察合台当权,术赤也难存活。为避免帝国分裂,他决定让具有宽宏大量、忠诚稳重的老三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。窝阔台的确是一个理想的选择。此事也反映出察合台勇猛却缺乏谋略,窝阔台则更为机智沉稳,成吉思汗将汗位传给他,是明智之举。
确定继承人后,成吉思汗再次召集四个儿子,郑重宣布:“我死后,汗位由窝阔台继承,家产由拖雷管理。这是我的最终决定,你们必须遵守,不得反悔。”之后,每次出征前,他都会重申此事,强调不可更改。成吉思汗还叮嘱道:“若我有不测,汗位必由窝阔台继承,家产由拖雷执掌,你们必须团结互助,维护帝国的统一。”
1227年,成吉思汗在征讨西夏途中逝世。经过老大老二的争斗,最终老三窝阔台得以继位,成为新一代大汗。尽管成吉思汗认可窝阔台的地位,但并未给予他足够的实权,这又是为什么呢?据俄罗斯史料记载,成吉思汗分配家产时,长子术赤、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各自获得了麾下4000户军队,而剩余10万多户精锐军队,则全部归四子拖雷管理。这些部队是成吉思汗直接统领的最强兵力。草原民族有其独特的政治逻辑,称为“幼子守灶”原则。蒙古帝国由众多部落组成,类似紧密联盟,与中原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截然不同。在蒙古的体制中,成年长子应远征拓土,开辟疆土;家产则留给年幼弟弟,确保其生存发展。
成吉思汗的安排合情合理,体现出他的远见与人情味,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:一个名义上的大汗若没有军权,根本无法约束有兵权的强臣。此举无意中给了拖雷篡夺权力的机会。拖雷自恃兵强马壮,不把兄长们放在眼里,逐渐成为实权掌控者,变成了国家的“监国”。若此情形发生在中原王朝,必然引发内战。蒙古若爆发内战,不仅中国历史,甚至世界历史都可能改写。
然而,蒙古有其独特的纠正机制——忽里勒台大会。忽里勒台意为“聚会、会议”,是蒙古诸王定期举行的大型会议,用于决定国家大事和选举首领。为化解国有二主的矛盾,宗室诸王召开了忽里勒台大会,经过长达40多天的激烈辩论,最终一致决定遵循成吉思汗遗嘱,确认窝阔台为合法继承人。经过两年被拖延,窝阔台终于正式加冕为大汗,稳定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局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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